“甘蔗酒”的成本优势被进一步放大,是因为“府内酿造厂”在试制的过程中,现如果降低标准,酒精含量控制在百分之三十左右,酵周期只需要一旬,也就是十天左右。
而大曲酿造,别的先不提,仅仅是头次酵,就要四十天。至于产量更不必多说,何况还占用大量的粮秣,这是最为要紧的地方。
贞观十九年边军数量虽然减少了一成左右,但还是维持在二十万上下。主要的边军军府,都在是西北地区。哪怕是辽东边军,也多是北军出身,幽州都督府出来的将佐不要太多。
这些地区的地理气候特点,导致对烈酒的需求量,是有相当的周期律的。一旦入秋,就需要常备烈酒,到冬季时,消耗量更是倍增,一直要持续到春末,草原、苔原、高原出现第一波春季的野羊、野马、野驴群的迁徙,才算减少需求量。
除此之外,高原地区,尤其是李靖、侯君集旧部的青海军,几乎是常年需要烈酒,不仅仅是要自用,镇压之外的招抚工作,是需要用到大量的烈酒来和蕃地豪帅交易。牛羊、药材、皮革、女子……这些物资,除贵金属硬通货之外,绢布也不如烈酒好使。
可以说贞观朝自三年全国大灾之后,哪怕明明对“粮食危机”心有余悸,可捏着鼻子勒紧裤腰带,也还是放开了酿酒管制。虽说还是朝廷掌控“酒曲”,但各州县的酒类市场是极大丰富的,属于朝廷在盐铁糖绢煤之外的又一大财源。
即便只是照二十万边军,每人每年消耗十斤酒来计算,一年光边军消耗,就要两百万斤。
贞观十五年以来,长安好酒一斤要一贯,便宜的则是一斤二三十文,全国均价普遍维持在一斤一百文左右。
于是不难看出,如果朝廷能够放开了让边军消耗,保底十斤酒一年,这就是二十万贯进账。
毫无疑问账不是这么算的,只是这种趋势相当明显,有现实的供需存在,天然的市场放在那里,只是因为社会普遍道德价值观的制约,导致朝廷并不可能就肆无忌惮亲自下场破坏“传统”。
长溪县蔗农、渔民的一个小现,它解决了相当多的问题。
饶是曹老夫子跟老张说,“甜蔗酒”古已有之,然而前面几百年都没人推广,可见里面也是有相当多的困难。
比如说甘蔗要占用水资源,要占用土地资源,等等等等,只是恰好在贞观朝,因为某条工科狗的乱入,不说彻底解决了问题,但肯定是降低了难度。
老张给李董的奏章,没有虚头巴脑的玩意,作为“千古一帝”,而且已经走到了加强版“千古一帝”道路上的李董,他瞬间脑补出十好几种炮制河北河南剩下那些“风流”老哥的方法。
十九年贞观朝,哪怕是三年大灾出生的孩童,此时也十九岁了。饶是科举这么艰难的培育方式,也该培育出一批可以跟世家豪门怼上一怼的“国家公务员”。若非某条土狗加了这种方式,即便按照正常展,再有个两三代人,国朝在知识分子和职业官僚上,就可以彻底跟中原豪门说拜拜。
而现在老张爽快地给了简便方法,李董自然是笑纳了。
“宾王,江汉观察使上奏,言新酒高产,不占农粮,你怎么看?”
随手将张德的奏章甩给马周,马宾王精神一震,自己的“老上级”冷不丁居然弄了这么大一个新闻出来?
看了看奏章中的内容,马周点点头,然后道:“二月祭祀比干,御驾未曾返转中国,不若再写祭文,昭示天下?”
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君臣默契就在这里,李皇帝陷入了思索,半晌道:“要起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