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帝国巨头四大天王之一,房乔的影响力,不是一般官僚可以短时间内比肩的。即便是有地方世族的支持,顶天也就是温彦博这个层级,说到底,候补天王的意思,就还不是天王。
典型的一点,天下诸道各州刺史、长史,其财政权、人事权的权力,做官做到死,也不可能像房乔这样挥洒自如。
房玄龄说要总督府置省内“钱库司”,那省内有司就成立了,一干要员从长安、洛阳、武汉或借或调,横竖不过一个月,就搭起了架子。环彭蠡湖的“调研”忙归忙,也死了人,但摸底的前期工作房玄龄要说做,就没人说这不行那不行来推诿。
谁推诿就查谁,房乔做“黜置大使”的时候,这帮地方土鳖连开元通宝都还没见过呢。
省内总督府新旧空缺放在那里,房乔的底气也是相当足的。“钱库司”作为江西省财政厅,对整个江西是“一揽子”统筹,当然了,因为江汉观察使府的存在,就刨除了武汉。
钱怎么来?
房玄龄也不含糊,作为尚书左仆射,连“跑部钱进”都不会,他还混个屁?再说了,也不需要他去跑。
他房玄龄这张脸往弘文阁一放,难道就不值个百几十万贯?
弘文阁“闻弦知雅意”,也没有废话,上禀辽东,皇帝行在就传来消息:江西草创,税赋自当酌情减免。
收到皇帝传回来的消息,弘文阁一干老秘书就琢磨了:这他妈啥意思?
好在魏王殿下身边不都是废物,几经揣测,心想大概是皇帝老子允许房相可以多截留点江西的税赋?
贞观朝的税赋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分水岭就是“伊予铜山”正式出口铜锭进入中国,基本上解决了京洛、淮扬、苏杭的“钱荒”。于是这些地区缴纳税赋,也逐渐从实物税变成了折算银钱。
当然对李董来说,苏杭这地界并没有执行严厉,因为暂时不属于他的基本盘。中原地区,李董是非常强硬地推动“货币化”。银钱在手多方便啊,粮食仅仅是为了维持常平仓,诸道往往在籴粜之间,贴个两三文钱一斗总是要的。
若非要“维稳”,鬼才愿意贴钱进去。
就为这个,还要坚决打击“豪强”,防止“国难财”的大户们煽动民变,可以说是相当的得罪人。
除了李董的核心地区,不仅仅是房玄龄所在的江西,基本上其余地方,李董都是愿意放一放手,一般都是“因循旧例”,这个旧例,往往都是隋朝时期的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武德朝的律令,基本就是隋朝的改了个名字。
连户籍统计,整个武德朝都没有做过,关中都没有统计,更不要说全国。当然这跟当时天下新定,山东世族把持中原,有很大的关系,但执行力上不得不说,颇有划水胡混的嫌疑。
于是房玄龄要弄点钱在总督府机动,李皇帝是允许的,横竖这年头也不可能是房玄龄来起头造反,再一个,总督府也不涉及到军事。
更何况就这年头江西的道路,就算有人造反,能不能一个月内出一州之地,还特么两说呢。
房玄龄就算要造反,也得等他“钱库司”把钱存起来修了路之后,再去多说。
所以房玄龄在江西的“钱库司”一个进项,就确定了下来,只是到底要截留多少,还有待商榷。
实际上房玄龄在现钱上,并没有指望税赋,江西是从整个江南道拆分出来的,没有整饬河道、沼泽、山地之前,就是典型的穷横。饶是“豫章郡”这样的鱼米之乡,一到大水,那当真是到处都是鱼在稻田里吃米,全他妈给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