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价钱,扛不住了。”
“扛不住也要扛,‘海角奴’明年价钱也要涨,你现在不买,明年也要买!新庄现在招个人工,一天最高已经到了四百文,这还能用得起?算下来还不如买官奴划算!”
“可这武汉的价钱涨的恁高,昨日有个瘟牲,硬是拿了四百贯买个奴婢,这入娘的,整整翻了八倍。当真是个死贱种!”
“现在这行市,利润还是高啊。”
武汉并没有禁绝人口贸易,尽管牙行是打压的,但打压的由头,却是针对在外拐卖人口。如今的“奴隶市场”,主要货源来自东海,倭奴从贞观十八年开始,已经逐步替代高丽奴,成为市场中的主力。
东海奴隶贸易的利润有多高呢?
最低利润是百分之一百,也就是说,投一文钱进去,能够保证一个来回,这一文钱变成两文钱。
而造成如此恐怖利润的原因,是多重方面相互影响促成的。
第一自然是中国对贵金属的饥渴需求,金银铜的需求量是没有上限的,哪怕“伊予铜山”以及“东海金”的大量回流中国,唐朝整个国家层面而言,还是“钱荒”。辅助支付手段中,绢布、麻布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增加了一个棉布。
第二是扶桑的初级消费市场形成,其主力又是分成三部分组成,一是王万岁、单道真等民间武装力量;二是扶桑诸国的贵族、武士阶层;三是朝鲜道曾经留存过的国家遗族,大多都流窜到了扶桑。
第三则是唐朝内部各大海港、内6港对劳力的极度需求。
这三个主要原因,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暴利贸易。
而“王下七武海”之流的御用海上流氓加入,更是让人清晰地认识到,这片海域的利润,已经让皇帝老子都动心不已。
原本在十年前,登莱诸地的奴隶上岸价,也就是五十贯左右,但随着唐朝进一步对辽东诸族生存空间的挤压,这个上岸价每年都以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间的涨幅,不断地提高。
到如今,现在在扶桑诸国的奴隶采购价,唐朝方面的保底采购价,已经变成了五十贯。
而奴隶经过漂洋过海,抵达登莱或者淮扬,其价格,最次也是一百贯。倘若是直通杭州或者武汉的,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再提价一倍,也就是两百贯。
价钱有虚高,但对如今疯狂的市场而言,奴工数量基本等同于商家的实力底蕴。
并非是所有城市都能够像武汉这样,尽可能地利用机械,而即便是武汉,其数量也只是一小部分。
实在是机械从设计到生产到加工,乃至到操作和保养,都需要一定的受教育劳动力。张德所施加影响的武汉,还不至于奢侈到这种地步,把为数不多的“受教育”人口,填到这种无谓的消耗上。
尽管在老张眼中,这种“受教育”人口,连非法穿越前重复劳动流水线上产业工人的一根毛都不如,可在贞观二十年的当下,这种人,就是“英才”!
所以武汉方面,只能是定点定期使用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才能基本满足武汉本地的新式农庄生产。
当农忙时节,不管是补种插秧还是收稻打谷,雇佣的临时农民,已经成为了武汉的一个特色。
“打工”这个概念,在贞观十七年之后的武汉,并非是前往汉阳和江夏两地的城市工坊中。而是前往新式农庄中,去做单一的统一指挥的农活。
当“稼穑令”布临时招募插秧工多少多少,就会有各种地方不同职业的青壮男女,前往告示言明的农庄去做工。因为是临时工,所以往往工钱“不菲”,基本是城市工坊中日薪的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