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等厢内是备了水果的，于佩琛小心翼翼的不出声响，很快便削了两个苹果切成块状。一个放在周赫煊面前，一个放在孙永振那边。
孙永振好像能看到一样，突然睁眼朝于佩琛点头致谢，捡起块苹果放到嘴里咀嚼，但拿枪的右手始终揣在怀里。
这趟列车使用的是最新进口的蒸汽车头，最高时已经达到14o公里，跟后世t字头的特快列车没啥区别。说句玩笑话，铁道游击队扒的肯定不是这种火车，因为度太特么快了，全开动时根本扒不上去。
只可惜铁路的状况有些糟糕，许多时候遇到山岭不是过隧道，而是绕着山体往前走，凭白多出大量的路程。
三人坐了足足2o个小时，终于抵达南京，然后又换车前往上海。
虽然周赫煊非常厌恶国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国党对中国的贡献毋庸置疑。常凯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从天津到南京再到上海，一路上通行无阻，沿途的城市乡镇也还算安定祥和。
换做北伐战争以前，那真是一言难尽。从天津坐火车到南方，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的踪影，因躲避战火而逃难的百姓随处可遇。
如此比较，至少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难得的和平前提是忘掉已经沦陷的东北四省和半沦陷的察哈尔。
抵达上海之后，周赫煊当晚便住进了海格路的花园洋房。
于佩琛已经习惯性麻木了，对于周赫煊在上海有豪华大宅，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心里只是在想：“要不要顺道去看望母亲和舅舅？”
于佩琛的外公岑春煊，这些年一直居住在上海。
二次革命时，岑春煊甚至跟孙中山争夺过领导权，一度出任讨袁军大元帅，岑、孙两人当时闹到反目成仇的地步。直到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专门到上海拜会岑春煊，两人终于冰释前嫌，一起商量北伐大计。
岑春煊在北伐期间是出了不少钱的，前两年的淞沪抗战，岑春煊还捐了3万大洋给十九路军抗日。
只不过在去年4月底，岑春煊就已经病逝了。而于佩琛这个外孙女，却苦于没有路费，无法前往上海送外公最后一程。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无法理解，为啥岑春煊有钱捐给十九路军3万大洋抗日，却不出钱资助自己的亲外孙女？
其实很简单，于家和岑家早就闹翻了。
于家出了个败家子，连老婆子女都无法养活。八年前，于佩琛的母亲带着几个儿女，前往上海投靠了岑春煊，只留下于佩琛和二妹在北方读书。
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很不好受，虽说岑家人没有掀起他们，但于佩琛的母亲却很要强，尽量自食其力供儿女读书，并没有索求无度地找岑家要钱。
于佩琛和二妹在北方生活得很艰难，只有三年前来上海探亲，享受了一些岑家人的帮助。比如舅舅把于佩琛介绍给进步人士，主演熊佛西导演的话剧，还被选为学生代表出席太平洋学术会议等等。
“周先生，我……我明天想请假。”于佩琛吞吞吐吐的说道。
周赫煊说：“可以啊，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看望母亲和舅舅，他们就住在上海。”于佩琛显然思想境界还不够，达不到“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水平。
周赫煊笑道：“让永振给你支一个月的工资，多买点礼物，别显得太寒酸了。”
于佩琛感激道：“谢谢周先生！”